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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农村孩子跳舞的北京夫妇：5年帮助62名少数民族孩子走出大山2、文山市：城市更新提速 创文为民惠民3、老人与山

教农村孩子跳舞的北京夫妇：5年帮助62名少数民族孩子走出大山

西南边陲的雨总是不期而至。

红土地上的绿帐篷在顽强“抵抗”，蓄积的雨水把它顶部压出一个个“小球”。帐篷里，搭在树杈上的毛竹是孩子练习芭蕾舞的把杆，他们一只脚搭在毛竹上，另一只着地的脚早已湿透。

关於放了一曲《天鹅湖》。

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教师，体形清瘦，有一双爱笑的大眼睛，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伴着雨声，关於的双手慢慢打开、脚尖踮起、下巴微抬，嘴里数着拍子：“12345678……”

妻子张萍在一旁抠舞蹈细节，轻拍孩子的肩膀，提醒他们体态要放松。她盘着跳芭蕾的“丸子头”，刘海被梳到脑后，干净利索。

“孩子们扶着把杆向后踢腿时，泥都溅到我的脸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关於兴致勃勃。

自2016年起，关於夫妇来到云南省砚山县者腊乡那夺村实施“彩云计划”，教偏远农村的孩子跳芭蕾舞。张萍更是辞去工作，扎根那夺村。五年间，他们帮助了62名少数民族孩子到昆明的艺术院校学习。

孩子们会叫关於夫妇“阿爸”“阿美”，那是彝语里对“爸爸妈妈”最亲密的称呼。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五一”长假前夕，朱仝开车穿过红土高原上的辣椒地，来到盘龙乡翁达村小学。

他是张萍的二舅，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奔波于各个村子，把学习跳舞的孩子们接到砚山县的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孩子们喊他“阿公”。这几天，他要接小茹和其余二十多个孩子到学校进行5天的集训。

如果不去跳舞，这个13岁的农村女孩放学后要干很多农活，去山上摘辣椒、打窝窝（锄地）、放牛，嘴边还留着一道被牛顶破的伤疤。“她没有父母，跟着姑姑生活，我们都把她当自己的孩子。”

5月1日的早上8点半，课程开始。

张萍早早来到学校门口迎接孩子们。看到没有扎好头发的女孩，她上前帮着梳头，发尾一卷，发套一套，再拿U型夹固定，丸子头就绑好了。“练舞的女孩要把头发梳好，要干干净净的”。

张萍帮练舞的孩子绑头发。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今天要学习的是弦子舞，这是张萍编排的彝族舞蹈《幸福弦子跳起来》。她自幼喜欢舞蹈，曾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编导，随后与关於相识相爱，成为了一名自由舞蹈编导。

教室里的孩子们身穿蓝衣黑裤，手里拿着圆肚龙头的木制弦子，龙头挂着几串彩色绒球，跟着节奏被晃得哗哗直响。

“停！还是不齐”，张萍皱起了眉头。

排练的效果似乎差强人意。张萍突然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一根粉色的塑料绳回来。她让孩子们排成一排，再跟另一位老师把绳子拉直，横在孩子跟前。音乐响起，她跟孩子们一起迈动脚步，嘴里还喊着节拍：“1、2、3、4、抬，跺！”她们的舞步逐渐变得整齐有序。

张萍拿绳子帮孩子排练弦子舞。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好不容易到了晚饭时间，孩子们拖着酸痛的腿，一步一步轻轻地跳下楼梯。

学校的伙食由张萍的家人掌勺，孩子们坐在一楼的食堂，饭前先背诵“彩云训诫”：“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感恩亲人养育之恩……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人。”

“希望他们懂得感恩，这些食宿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张萍坦言。等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张萍才开始吃饭，会有孩子在一旁等她，“老师等您吃完，我帮您洗碗，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感受到孩子们的真诚，张萍很开心，“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那夺村。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农村孩子学跳舞有什么用？”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张萍会和远在北京的关於视频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

夫妻俩如今分工明确，张萍扎根砚山县负责日常教学，关於在北京远程关注和指导，他会联系北京的老师给孩子们更多专业的培训，有时候还会对接一些北京的演出和学习。直到每年的寒暑假，夫妻二人才会在砚山“合体”教学。

为什么要教农村的孩子跳舞？

这要从关於夫妇的成长路径说起。关於是北京人，但他年幼时随母亲下放到农村，童年的回忆里满是蚂蚱、田野和山村。田埂上的那抹夕阳，是他心中最美的画面。而妻子张萍出生于云南省砚山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因为学习舞蹈飞出了大山。

他们曾在河北发起“田埂上的芭蕾”公益项目，周末驱车270公里，到村子里教孩子们跳芭蕾舞。

2016年夏天，张萍看到朋友发的照片，那是几个穿着彝族服饰的孩子，他们赤脚站在一面土墙下，头发凌乱，眼睛又大又亮。“他们的脚常年不穿鞋踩在牛屎和泥巴里，然后一层屎一层泥，裹出一个硬壳。”

张萍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问朋友这些孩子在哪儿，朋友告诉她在“那夺村”。

那夺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这里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下属的贫困村，四五年前还没有通电话，全村共有72户347人，村里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小孩。

进村只有一条黄泥路，车子进不去，全靠步行。

第一次去那夺村，张萍穿了一双高筒靴，回家时上面粘满了黄泥。村里条件艰苦，很多房子都是黄土墙。只有村长家有厕所，那是一个大粪坑，上面架着两条木板，布满鸡屎，走上去滑溜溜的。张萍第一次去时，拼命抱住一旁的柱子，生怕掉下去。

村里孩子的现状令张萍揪心，她想为孩子们谋“另一条出路”，关於收到妻子发的图片，也从北京飞到云南。

一个扛锄头的小女孩路过彩云艺术公益志愿中心。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谁家有娃娃的，快到广场上集合，北京的老师来了。”村里的喇叭回荡着村长的声音，孩子们排队站在黄泥地里，他们对舞蹈没有概念，对芭蕾更是一无所知。

彝族女孩可媚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虽然她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但至少比起干活，跳舞更轻松，还能变美。家人起初不同意，农村里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劳动力，他们放学后要到山上割猪草、种玉米、摘辣椒等等，晚上才能回家写作业。

张萍刚进村，谣言就随之而来：一个北京女人来村里拐卖儿童、练舞蹈会生不了孩子。

这令张萍哭笑不得，她只好找来很多舞蹈家与孩子合照，告诉村民练舞蹈并不会影响生育；并邀请村干部同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为了能让孩子学跳舞，关於和张萍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家访。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包括孤儿、单亲、事实孤儿、留守儿童，大多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每当问起父母，他们的眼里总会涌出泪水，却又不愿多说。

农村孩子学跳舞有什么用？这是村里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张萍不停地用方言解释：“学了跳舞，你的孩子会变漂亮。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出路，找工作是没问题的。”

2016年，四个初学芭蕾舞的彝族小女孩。受访者供图

“你们一来，北京都变得灿烂了”

芭蕾，这种源于17世纪的欧洲古典舞蹈开始在那夺村“生根发芽”。每到寒暑假，关於夫妇就会从北京赶到村子里。

跳芭蕾需要的把杆、舞台、灯光和音响等，当时村子里统统没有。关於和村民上山砍了毛竹，去掉枝叶，洗净，往两个树杈上一架，便成了独特的把杆。梯田是舞台，太阳是灯光，水牛脖子上的铜铃是音响，孩子们在水田旁、竹林中、桂花香里，踮起脚尖，翩翩起舞。

他们最开始是在黄泥地上起舞，后来红土高原上多了一顶绿色军用帐篷，关於称之为“帐篷艺术经典大讲堂”。

他自信地介绍名字由来，“我曾在国家大剧院办过讲座，那里有一个艺术经典大讲堂。”他们还邀请老艺人、舞蹈老师、各地志愿者来这教孩子们跳舞、画画和唱民歌等，把帐篷真的变成了一个“大讲堂”。

2017年，“彩云计划”的孩子们在帐篷里练舞。受访者供图

“阿哥弦子响，阿妹脚板痒”，彝族的孩子都会跳弦子舞。但他们没有“舞蹈”的概念，对芭蕾更是一无所知。那一个个好奇的小脑袋问张萍：“我们学这个能干吗？”她随口答道：“能去北京”，孩子们便举着手欢呼起来：“我们要去北京了，我们要去北京了！”

为了排练去北京表演的舞蹈，张萍又变成了“严师”。

她要求孩子们上午9点30分必须集合，准时等她来。第一次集合时，她从砚山县的家中驱车来到那夺村，却只看到一半的孩子，生气地说：“明天再不准时，我就不来教你们了。”

第二天，张萍提前到了练舞的空地等孩子们。到了时间，孩子们从山上、田间、菜地里飞奔而来，衣服满是泥土和草渍。原来为了学跳舞，他们早上五六点就得起床提前把农活干完。张萍心疼孩子，便不再催着他们准时到，只是温柔地说：“别急，你们安全到就好。”

2017年，那夺村村主任和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跳弦子舞。受访者供图

2017年1月，关於和张萍顺利带着12个“彩云孩子”前往北京。

那是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山村，他们先是坐大巴去到县城，再坐火车前往北京。孩子们没出过远门，晕车晕得厉害，在大巴上吐了，在火车上还是一直吐。张萍慌了，“我怕他们身体垮了，带不回来怎么办？”

奔波数日，他们终于安全抵达北京。可媚记得，刚下火车时，她感觉地板仍是晃动的，晕车的感觉还没散去。那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关於对他们说：“你们一来，北京都变得灿烂了。”

孩子们不仅参加了文化培训活动，还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在天安门广场上，关於突发奇想，“彝族的孩子们，跳个弦子舞留念吧！”村长弹起弦子，孩子们跟着旋律迈起步子，三步一跺脚，赢得周围游客的掌声。

张萍想得更多，“他们学了舞蹈，感受到了快乐，快乐之后还能做什么呢？”她和关於希望能把孩子们送到昆明学习，让他们变得专业，真正走出大山，找到合适的工作。

2017年8月，关於夫妇带领那夺村4个彝族孩子，正式考入昆明市艺术学校，这是昆明市唯一的公办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孩子们毕业后可以参加高考。

这或许是“另一种出路”。

村子有很多孩子念到初中就辍学，有些女孩子早早就嫁人生子，父母不在身边管得也少。张萍把六年级毕业的孩子送到昆明，在那学习六年舞蹈，“至少让他们平安地度过青春期。”

张萍顶碗即兴跳了一段蒙古族。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让孩子看到这世界更多的可能性”

渐渐地，那夺村修了水泥路，还建了露天舞台。

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完舞蹈，关於夫妇请全体家长吃“杀猪饭”，并赠送新年礼物。几轮敬酒下来，关於感受到了村民的热情与信任，“那是一种托付，我不能辜负。”

2019年的某一天，张萍和关於教学结束准备开车返回砚山县。离开之际，张萍侧头看了眼关於，说了句：“我要回来了”。

“我也看了她一眼，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关於知道，妻子并不是在跟他商量，而是在告知，他知道张萍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一年6月，张萍从北京辞职，放弃了在北京打拼二十年的一切，回到家乡砚山县。“彩云计划要往下继续发展的话，必须要有人扎根在这里。”

张萍留在了那夺村，当时“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也已经建成。

那是一栋两层的木制建筑，上面挂满了张萍独创的画作。她捡来村民扔掉的旧家具、旧木板，创作成一幅幅有民族特色的木画。连地上的石板，都是她从别处找来的石头，一点一点铺成了想要的图案。

二楼的木制凉亭，是孩子们练舞的地方，对面是群山和水塘。每逢节假日，他们就把腿搭在木栏杆上，伴着关於的口号，整齐地压腿、劈叉、练舞，成群的黑山羊、戴着铜铃的水牛、穿着彝族服饰的老奶奶会从楼下路过……

关於和彝族孩子在那夺村跳芭蕾。受访者供图

不只是那夺村的孩子，邻近村寨的孩子们也会翻过一座大山，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这儿。

关於夫妇教孩子们跳舞，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昆明的志愿者教孩子们画画、书法和历史，二楼还设立了“南开书屋”，孩子们可以在那看书、做作业。

“刚开始的想法很简单，要让孩子们有一个一起活动的地方。起初只有七八个孩子，这里还可以满足他们练舞、吃饭。”张萍说，到后来，加上附近村庄，有20多个孩子，“大家都站在走廊上压腿，很危险，公益中心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了。”

张萍还有一种紧迫感，送去昆明的第一批孩子“大彩云”即将毕业。

受家庭经济和先天条件所限，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参加艺考去上大学，他们的就业怎么办？

2020年8月，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彩艺学校）在砚山县正式成立。这是张萍想到的解决方案，一来解决了“大彩云”的就业问题，二来形成了“彩云计划”的造血机制，解决了资金问题。

“毕业的孩子可以回到这里，继续教弟弟妹妹跳舞，这也是在反哺家乡。”张萍介绍，彩艺学校也会招收县城里孩子，并收取一定学费，这部分收入则用于继续帮助农村孩子。

关於认为，这样才能形成“彩云计划”的“闭环”：发掘农村里适合跳舞的孩子，把他们接到学校来学习舞蹈，再把念完小学的他们送去昆明继续学习。六年后，合适的孩子会继续考大学，其他孩子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教弟弟妹妹们跳舞。

如果孩子们想回到大山里继续种玉米、辣椒，关於觉得那也是“很棒的选择”，“彩云计划只是想让孩子们看到这世界更多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身穿彝族服饰的小女孩在彩艺学校。受访者供图

“一生一村一件事”

到2020年，“彩云计划”先后共选送62名彩云孩子考取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昆明市艺术学校、云南省艺术职业学院，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由“彩云计划”自筹解决。

可媚作为第二批送出去的“大彩云”，今年即将从昆明市艺术学校毕业，现在在彩艺学校教孩子们跳舞。

“弯到脚背正上方，然后再转开，再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这个发力过程是什么样的，外旋是怎么做到的。”集训前夕，关於联系了北京的专业舞蹈老师，通过视频给可媚等几个“大彩云”培训，让她们学习教学知识。

当初学舞蹈，纯粹是出于女孩子的爱美心理。可媚好像真的变美了，但她知道自己跟那些又高又瘦又美的舞者有差距，初中才开始学舞蹈，先天条件和基础也比不过。她依旧乐观，“能回来教小朋友也很棒，我以后可以像张老师一样，当一名编导。”

张萍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村民的变化。

那夺村村民一开始叫她“张老板”，再到“张老师”，现在很多孩子叫她“张阿美”，称呼关於“关阿爸”。村长说，他们是村子里的“第73户”。

每到那夺村祭龙的日子，张萍作为那夺村唯一能靠近龙树的女性，可以向龙树磕三个头，再喝三杯甜水。毕摩（彝族中会魔法的人）在她身边念念有词，送上诚挚的祝福。

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关於觉得自己也变了。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名专家，是各大比赛的评委、考委，他觉得自己有点“飘了”。当回到农村，孩子们牵起他的手时，他才意识到“我是一名老师，我要去教他们”。

戴着帽子的可媚在教孩子们跳街舞。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两人分隔两地，有人曾怀疑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张萍不以为然，“越好的关系越放心，越是需要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只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实现目标。”

“一生一村一件事”，这是关於夫妇共同的信念。

对于未来，张萍还是有信心的，经常有歌舞团向她打听孩子们什么时候毕业。她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农村里的孩子，也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他们的志愿团队。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孩子们坐在舞蹈室的地板上，等待着“阿公”送他们回家。一个孩子刷着热门的短视频，旁边的孩子跟着哼：“什么是快乐星球？”，远处的孩子应和着：“就是这里呀！”

张萍、关於和孩子们倚着用毛竹制成的把杆。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兰涵 云南砚山报道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薛京宁

文山市：城市更新提速 创文为民惠民

文山市区 航拍

出门见绿、开门见园、一步一景……越来越多的文山市民直观地感受到：“文山城变美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被列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县级提名城市以来，州、市两级党委政府齐心协力，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城市更新改造相结合，启动了文山城区盘龙河流域的综合治理、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路面改造、公园广场提升改造等市政项目，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建文明城市带来的“面子”与“里子”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山市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路面改造、公园广场提升改造等市政项目提速 张文峰 摄

“车位从原来的42个增加到了86个，甚至考虑到了老房密集，群众晾晒衣物不容易的需求，统一建设设计晾衣杆。”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地质二大队老旧小区住户汪则成，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下足“绣花功夫”顺应了小区业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待，竖起了大拇指。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提升市民获得感 张文峰 摄

实现美丽“变身”，面貌一新的老旧小区不止一个。去年以来，文山市实施小区基础设施、房屋功能、公共服务及居住环境等改造提升，对部分相对集中的小区实行连片改造，完成37个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对30个小区实施改造，不断提升群众居住环境质量。

文山市高登社区群众的绿美庭院 张文峰 摄

面积为三千多平米的文山八景园位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桥、亭子、流水、树木等景观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憩锻炼身体的最佳场所。类似这样的“口袋公园”，如玉珠散落在城市空间，不断刷新着文山城的绿美气质。

文山市高登社区惟妙惟肖的墙体文化扮靓城市居民生活空间 张文峰 摄

城市更新既是空间改造，也是市民生活方式的重塑。

“原来，住得近都不愿来这里买菜，脏得没地方下脚。”居住在河滨农贸市场旁的袁大爹说。河滨市场位于文山老城中心，是文山历史最为悠久的农贸市场之一，却一度因为脏乱差而不被周边市民青睐。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张文峰 摄

文山市按照5星级标准化农贸市场的目标对市区河滨农贸市场等9个农贸市场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改造后，老市场迎来新生，市场地面换上了防滑瓷砖，每个摊位按照食品类别进行干湿分区。“现在喜欢来，跟逛超市一样。”袁大爹点赞道。

创建文明城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文山蛮拼的。

云南网记者 张文峰

老人与山

海报设计：殷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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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4月11日电 题：老人与山

新华社记者李银、吉哲鹏、字强

99.9%的国土是山区、75.4%的土地石漠化，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是全国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个被专家称为“失去生存条件”的地方。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种在石窝窝……”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和落后产业基础，一代又一代“石漠愚公”战山斗山，撼人心魄。他们认为苦熬不如苦干，用10余年时间修通进村路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坚守初心，数十年如一日在石头缝里刨地，种出群众的“致富果”；他们不屈服于命运，坚持不懈地向石漠化宣战……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奋战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的平凡身影，他们分别是李华明（左下）、刘超仁（右上）、程敦儒（中下）、谢成芬（中上）、张贵相（左上）、杜岑（右下）（拼版照片）。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刘超仁、程敦儒、李华明……一个个身影屹立在青山绿水间，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不服老、不怕难的石漠传奇。

“我与青山共白首”

春天里，走进西畴县兴街镇江龙村，村头村尾的柑橘树郁郁葱葱，山坡上的树木连片成林。在橘园边，家家都是楼房，户户都有凉亭，有的农户还修建了游泳池。

刘超仁在云南西畴县兴街镇江龙村查看待收获的柑橘（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西畴县“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的贫困村之一。2003年，退休教师刘超仁带领村民植树造林、种植柑橘。为了更好发挥引领带头作用，他于200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江龙村逐步变成生态村、文明村、富裕村。2019年12月，刘超仁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微风吹来，村庄里弥漫着橘子花的幽香。“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全村种了1100多亩橘子，还有10多户村民在外租地2000多亩，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万多元。”刘超仁老人一脸喜悦。

面对山大石头多、人多耕地少、水土流失严重的困境，西畴县干部群众苦干实干，发扬“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艰苦奋斗精神，于2019年顺利实现全县脱贫摘帽。

如今，行走在西畴的村村寨寨，记者看到道路宽阔平坦，新房错落有致，田野一片绿浪；听到一个个和刘超仁一样的奋斗故事。

谢成芬在西畴县“西畴精神”展览馆里讲述治理石漠的故事（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全国三八红旗手”、蚌谷乡海子坝村村民小组原组长谢成芬确诊乳腺癌后，依然带领群众治理被称为“地球癌症”的石漠化，让村里路通了、电通了、核桃挂果了。如今，她在“西畴精神”展览馆里工作，现身说法讲述治理石漠化的故事。

在云南西畴县西洒镇，程敦儒在中药材基地劳作（3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在西洒镇的山谷里，600多亩苦参正待收获。多年来，“云南省道德模范”、老党员程敦儒在石头缝里刨地，带领群众种植三七、苦参、重楼等中药材，每天在基地里务工的群众有100多人，每年光支付工人的工资就达100多万元。特别是近几年疫情期间外出务工不便，两个药材基地解决了很多群众的收入问题。

在程敦儒等人带动下，截至2021年西畴县发展蔬菜种植7.6万亩、中药材种植7.5万亩、果树种植4.1万亩，养殖乌骨鸡超100万羽，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支撑。

“我大半生都在种药材，曾经3年不下山。只要把药材种好，把青山保护好，青山定不负人。”程敦儒说。

打通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一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挂在山崖间、冲出乱石堆，还劈开一块十几米高的巨石，在岩壁上留下刷着红漆的两个大字——“实干”。

李华明在云南西畴县岩头村里劳动（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今年65岁的党员李华明的“成名路”。以前，由于从邻村的岔路到西洒镇岩头村的最后一公里路受阻于巨石和陡坡，出行难曾是全村人最头疼的事。

“当年我们卖猪，抬猪的工钱是猪价的一半；孩子们到村外上学，来回要走两个小时的乱石小道；因为路险人穷，村里的小伙子结婚成了大难题……”提起穷困往事，李华明一言难尽。

不只是岩头村，西畴地处我国石漠化核心区，怪石嶙峋、壁立千仞、群山合围，修路何其难！但也是在西畴，蜿蜒曲折的山间水泥路可以通往任何村寨，犹如刻在山野间的壮美诗行。

2016年拍摄的云南西畴县兴街镇三光片区石漠化治理工作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吉哲鹏摄

统计显示，虽为山区县，目前西畴农村公路约3000公里，公路密度是云南省平均公路密度的3倍，行政村路面硬化率、通客车率、通邮率以及村民小组通公路率均为100%。

为何这个极度石漠化地区有丰富的路网？答案在一个“不等式”里：政府在农村投入十来万元，群众跟着投工投劳、捐款凑钱，能干出几十万元的事来。

治理后的云南西畴县兴街镇三光片区（3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这个‘不等式’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加上群众的主体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畴县治山、绿化、修路、兴业等领域先后涌现出400多位各类先进典型。”西畴县委副书记杨韬说。

一直以来，西畴人牢牢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这条法宝，创造出诸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山旮旯里诞生了“六子登科”治石漠、“四轮驱动”建公路、“5分钱”自治工程等创新举措，很多在全省、全国推广。

在云南西畴县，李华明走在他修的路上（3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在岩头村，李华明带领15户人家苦干10余年，硬生生在悬崖上打通脱贫致富“最后一公里”。路通后，村里人不再抬猪下山，而是引进企业养猪，村民入股分红。当下，李华明依然守在村里，正忙着带领群众搞生猪代养、筹办农家乐、开展村容村貌建设，迈入乡村振兴新征程。

同在石头缝里的鸡街乡肖家塘村，年轻党员侯寿高带领3户人家从日出到日落，从严冬到盛夏，用6年时间在“猴爬岩”上刨出5公里进村路。

这是走出大山的路，也是回到故乡的路。如今，侯寿高凭自己的本事，到文山城里开了一家餐馆，日子越来越有起色。“我们把心里的石头搬走，才会把日子过得更好。”他说。

艰苦奋斗精神薪火相传

站在山顶的“逐梦亭”望去，石山已变成“绿海”，连片的猕猴桃树枝叶繁茂，一条条石埂如同涟漪向山脚散去。

治理后的云南西畴县兴街镇三光片区（3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从嶙峋乱石到层层台地，西畴县兴街镇三光片区是我国石漠化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还成为国家石漠公园，以“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逐梦亭”下，有6亩上海市虹口区援建的温室大棚，无土栽培的草莓娇嫩红艳，这是坚毅刚强的西畴“草莓妈妈”张贵相的新基地。

早年间，女儿脑瘫、自己遭遇车祸导致下半身瘫痪，张贵相经历了太多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帮助下，她和丈夫走出困顿，逐渐成为种草莓的行家里手，还带动数十户群众增收。

在云南西畴县，“草莓妈妈”张贵相在她的草莓基地里劳作（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下肢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我就跪在地里种草莓。我宁愿跪着干活，也不愿躺着受穷。”回想起创业经历，张贵相越发坚定。

生于山，立于山，西畴人有一种不服输不认命的倔强。

近年来，在刘超仁、谢成芬、程敦儒、李华明等先进典型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扎根地僻人稀的山乡，克服困难创业谋发展。

在云南西畴县，“80后”创业者刘禹丹在她的豆腐厂工作（3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好不容易走出大山，却放弃外企可观的收入回到家乡蚌谷乡龙正村办起豆腐加工厂……“80后”刘禹丹的创业故事多少令人诧异。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把家乡特产带出大山的梦想。只要想干事、敢干事，青春也能在大山深处绽放。”刘禹丹说。

随着上海援建资金的注入，占地1700平方米的工厂已经投产运行，刘禹丹带领工人制作白豆腐、豆腐干、腐竹，和团队研究如何开拓市场。

在云南西畴县，“90后”创业者杜岑在制茶（3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杀青、揉捻……“90后”创业者杜岑制茶动作熟练。他年岁不大，却已在西畴古茶林里深耕10余年。

西畴县法斗乡有3万余株古茶树，但长在深山人未识，加之加工粗放，价格一直上不去。近年来，杜岑邀请专家教茶农采茶制茶，打造品牌统一销售，带动每户茶农每年平均增收5000元。

“李华明、程敦儒的事迹感动着我。我也要为家乡发展出份力，带领群众走好增收致富路。”杜岑说。

在西畴这个北回归线上的喀斯特绿洲，在刘超仁等人示范带动下，各族群众战石山、兴产业，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拓展，2021年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47元，比2020年增长7.9%。展望未来，人们苦干、巧干、创新干，石漠上的乡村振兴之花将越开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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